从1973年9月12日王洪文第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，到1974年5月29日，总共16次。然而，此后毛泽东许久不露面。到了三个多月后——9月4日，毛泽东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，坐在毛泽东一侧的不再是王洪文，却是重新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！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，王洪文便失宠于毛泽东？
因“偷渡”任王洪文秘书
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进行审判的过程中，我留意到证人们的陈述中屡次提到了廖祖康的名字。
廖祖康，王洪文的得力助手，自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间，始终伴随在王洪文左右。他温文尔雅，气质儒雅，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胡须打理得一丝不苟，尽显“上海派”知识分子的风范。身穿深灰色中山装，领扣扣得一丝不苟，外套一件蓝色的工装大褂。在交谈过程中，他习惯性地将蓝大褂的下摆整理得平整挺括，几乎每隔几分钟便会如此做一次。这无不彰显出他对整洁与干净的执着追求。
在这片不易探寻的领域，我终于与他相遇。他渴望在余生的岁月里享受宁静的生活，因此婉拒了采访，亦不愿再提及过去的往事。与关锋相似，他对我破例，首次向外界谈及“文化大革命”。他期望这将成为唯一的一次，因而叮嘱我切勿透露他所在的城市。至于他工作的单位，即便是历经周折，亦非轻易能踏入之地。
他的心境平静，这份期待易于理解：1976年10月6日，那四颗带来灾祸的星辰被一举扫除，而他却在10月5日于上海举行了婚礼！新婚仅九日，便接到了10月14日飞往北京的命令。抵达北京后，他随即被送入卫戍区接受隔离审查。自此，他与新婚妻子便相隔千里。然而，她始终坚守着等待。经过多年的等待，他终于重获自由。自此，他们才迎来了自己的小女儿。
那十年的岁月，无疑是他在人生旅途中留下深刻印记的宝贵篇章。他对与“文化大革命”相关的文章总是格外关注，一见到便忍不住购买。然而，对于那些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之作，他亦深感厌恶。传闻中，当时身处囹圄的徐景贤等人亦对报刊上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纪实文学进行了细致研读，并时常聚在一起展开讨论，指出了其中诸多谬误之处。
廖祖康先生记忆力出众，言辞表达亦甚清晰，然而他似乎略显拘束，心中存有几分顾虑。有些事情，或许尚未达到完全“透明”的阶段。
自小学至中学，因其养父在上海国棉十七厂担任工人（其养父亦即其伯父，膝下无子，廖祖康遂被过继于他），故得以进入该厂技校深造。彼时，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基干民兵连的连长，廖祖康则成为了民兵班长，两人之间有着一定的职务联系，然而关系并不紧密。
我好奇地询问廖祖康，究竟是如何成为王洪文的贴身秘书，他则不假思索地道出了背后的原委。
那年的夏日，他与技校的几位同窗在黄浦江畔畅游，忽见江中一艘轮船静静停泊，便跃上船去稍作休憩。却未料到，那竟是一艘外籍轮船。他身着泳裤，遂被边防人员拦下。彼时，王洪文身为厂保卫科干事，亲自前来处理此事，并未对他指责“偷渡国境”，反而对他给予了保护。自此，王洪文对他心怀感激。须知，若此事被登上了大字报，他恐怕再也无法洗清自己的清白。
随后，王洪文自北京归来，甫抵厂门便遭遇了众人围堵。廖祖康率领一众技校的红卫兵，成功将他解救于危难之中。自此，王洪文对他心生器重。
在安亭之乱中，廖祖康并未置身其中。得益于张春桥的支持，安亭事件过后，“王司令”一跃成为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军人物。他日以继夜地在司令部忙碌，鲜少返回工厂，更少踏入厂旁的定海路住所。王洪文需要有人为其代劳，处理工厂资料的家务琐事，于是，他选中了思维敏捷的廖祖康。
“胜者为王。”王洪文在击败耿金章后，荣登上海滩的王者之位。他亟需一位秘书，廖祖康便由最初的跑腿小工，逐步晋升为他的得力助手。伴随王洪文的步步高升，他从“工总司”的“司令”一职，一路攀升至“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”、“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”，乃至“中共中央副主席”的高位，廖祖康始终如影随形，担任他的专职秘书。
王洪文难以阅读马列毛著作。
1972年9月7日，王洪文自上海被调任至北京。这一任命恰逢1971年“九一三事件”之后，毛泽东在失去“亲密战友”林彪的背景下，亟需挑选新的接班人。此时，毛泽东心中所想的两位接班人分别是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，以及王洪文。
王洪文首次在全国舞台上备受瞩目，是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“九大”会议上。彼时，大会要求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以及妇女代表依次发言，最终选定了王洪文、陈永贵、孙玉国、尉凤英四位同志。自此，王洪文成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“代表人物”。
然而，在1972年9月，当毛泽东决定将王洪文调入京城之际，王洪文本人对此行目的尚一无所知。廖祖康事后回忆称，当时仅告知他此行是为了学习。因此，王洪文仅携带了一个旅行包，与廖祖康一同从上海出发，以为这是一次短暂的出差。抵达北京后，他被接到钓鱼台，并被安排入住九号楼二楼。一踏上二楼，便是姚文元的住所。紧邻的是张春桥的居所。初来乍到的王洪文，则被安置在相同楼层的副楼中。
初抵京城，王洪文顿感诸多不适：首先，他被要求阅读大量关于马、恩格斯以及毛泽东的著作，却难以投入其中，坐立难安；其次，缺乏昔日伙伴间的互动往来，倍感孤独；再者，生活作息颠倒，需迎合毛泽东的日程，午后三四时方起，夜晚则投身会议与工作，直至清晨八九时方寝，宛如棉纺厂夜班工人一般。
彼时，王洪文被要求频繁出席各类会议，置身其中，静坐聆听，宛如大学里的旁听生。
在此期间，毛泽东屡次与王洪文进行交谈，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，并要求他作出回应。
起初，王洪文对上海满怀思念，迫切希望早日结束这所谓的“学习”，重返上海的怀抱。随后，王洪文领悟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，自然而然地安下心来。
1973年5月下旬，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际，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下，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，正式将王洪文同志从上海调至中央工作。同时，宣布王洪文、华国锋、吴德三位同志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与其工作。吴德同志当时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，因此得以列席政治局。至于王洪文和华国锋同志的列席，则是毛泽东同志基于培养接班人的深谋远虑。在此次会议上，毛泽东同志提议由王洪文同志负责中央党章修改小组的工作，这也标志着王洪文同志在北京的“见习期”正式结束。
同年8月20日，中共“十大”选举准备委员会正式在京成立，成员共计104人。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提议：任命王洪文担任主任一职，周恩来、康生、叶剑英、江青、张春桥、李德生则被任命为副主任。王洪文由此被置于极其显要的地位。
果然，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王洪文迅速攀升至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位，跻身于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党内第三把交椅。
随后的岁月里，每逢毛泽东接见外国元首，其旁侧总有一侧是病情日渐加重的周恩来，而另一侧则坐着年轻的“少壮派”代表王洪文。毛泽东的衰老之态也日渐明显。显而易见，观察者皆能察觉，中国的未来似乎属于王洪文。
毛泽东：“别搞四人帮”
自1973年9月12日起，王洪文首次陪伴毛泽东会见外国领导人，直至1974年5月29日，共计16次会面。然而，在此之后，毛泽东便鲜有公开露面。直至三个多月后，即1974年9月4日，毛泽东在会见多哥总统埃亚德马时，坐在毛泽东身旁的，已不再是王洪文，而是复出后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。
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还不到一年，王洪文便失宠于毛泽东，其中的原因便是王洪文与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在政治局内结成“四人帮”。
王洪文质问江青于审判四人帮时。
王洪文对邓小平恨之入骨。于是，便发生了“长沙告状事件”。毛泽东1974年10月13日凌晨坐火车抵达长沙，当天，他便接见了周恩来和王洪文。当时，廖祖康坐在外面，不知道毛泽东跟他们谈些什么，只是发觉王洪文出来后闷闷不乐，双眉紧皱。事后才知道，毛泽东当着周恩来的面，批评了王洪文：“江青有野心，有没有，我看是有……你不要搞‘四人帮’。”
“此次来长沙向主席汇报工作，再次聆听了主席的教诲，深受启迪。尤其是主席对我提出的批评：‘你切勿参与四人帮的活动’。主席的批评完全正确，我诚恳地接受主席的教诲……”
12月26日，正值毛泽东同志81华诞。廖祖康回忆起，那天毛泽东同志派遣王洪文同志前往韶山参观，廖祖康亦随行。恰逢其时，毛泽东同志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深入的交谈，并最终确定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单。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同志的卧室内一直商谈到深夜。
十二天后，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京召开。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，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委员长。张春桥也只是当上国务院副总理，而第一副总理为邓小平。江青的组阁阴谋失败了……
“确实如此。起初，王洪文来到北京时表现得极为谨慎。然而，随着他遭遇挫折，他的行为也开始变得放纵。这或许是他失意情绪的一种宣泄。我曾试图劝说他，中南海非同小可，你在此地轰鸣摩托车，他人会如何评价，这对你的形象影响极大。但那时，他似乎对我的劝告充耳不闻。”
廖祖康进一步补充道：“外界对于王洪文的某些传闻并不准确。例如，有关他与其他女演员的传言。我在北京与他同住，这一切纯属无稽之谈。”
北京股票配资平台,股宝网配资,9688策略宝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